著名舞蹈教育家戴爱莲身材矮小，但该顶上去的时候，绝不含糊。

    “文革”期间，她扶持创办的东方舞蹈班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。担心这些十几岁的女学生，她追到门头沟看望，发现大山里没有洗澡的地方，住宿和卫生环境极差，女孩子身上满是虱子，头发里长满沙粒一样的虱子卵。

    戴爱莲当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她把“东方班”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，也向北京舞蹈学校的领导说明：“如果不让‘东方班’回到舞蹈学校，我就跟她们一起待在山沟里，不回去了。我也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副校长呀，你们爱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”

    “东方班”就这样被带出了大山，后来，它拥有了演艺界殿堂级的名字：东方歌舞团。

    戴爱莲并非出了名、有了地位才有了这股硬气。

    20多岁时，正在伦敦学芭蕾的戴爱莲还是个无名小卒，因对现代舞产生浓厚兴趣，遂考入德国现代舞大师玛丽·维格曼设在伦敦的剧团工作室。戴爱莲深感两种舞互有优劣，便试图将芭蕾和现代舞结合。

    此举可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。需知现代舞和芭蕾舞的尖锐对立，是舞蹈发展史的重要篇章。戴爱莲学舞之时，两者争斗已趋白热化。不世出的天才、有“舞神”之称的尼金斯基首演现代舞《春之祭》的时候，互不相让的两派观众竟在舞台下破口大骂。“舞神”尚且如此待遇，“一意孤行”的戴爱莲下场何如？答曰：开除。

    开除后的她毫无退缩，在现代舞和芭蕾舞的融合上越走越远，终成一代宗师。建国后，她更不畏艰险，扛起发展中国舞蹈教育事业的重担，为中国舞蹈百花园育苗、施肥、浇灌。倘若她没那股硬气，是个唯唯诺诺、稍有挫折便扭头转向的小女子，焉能有此成就？

    戴爱莲，够硬，够勇！

    但这还不是戴爱莲的全部。这位在拉丁美洲的海边长大、在西欧的街头徜徉、在中国的土地上跳跃的女子，一生注定五彩缤纷。

    她足够强悍，20多岁时勇闯现代舞和芭蕾的门户之见；30岁时走遍中国西北西南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采回无数深藏在深山老林的中国民族舞素材，为中国民族舞走向世界立下大功；她反感国民党，重庆政府找她演出，演出前她要方便，却因有高官到访，洗手间戒严，剧场只给她一个痰盂，她气愤异常，演了一个节目就扬长而去；50多岁时她又无畏政治风云，毫不在意自己归国华侨的敏感身份，去挽救舞蹈的种子。

    她又足够忧伤。她一生感情坎坷。她的初恋属于奥地利雕塑家威利·苏考普，两人在伦敦相遇，彼此一见倾心，奈何威利已经订婚，短短两周这段恋情便告终结。戴爱莲回国后和著名画家叶浅予才子佳人般的结合轰动一时，哪知戴爱莲后来自述，她之所以和叶浅予交往，是因她觉得“这个人有这么多的优点，我一定会爱上他！若能真正爱上他，我就能忘记以往的一切”。可叹这段婚姻持续10年之久，戴爱莲仍痛苦地感到“虽然他非常爱我，但我却没有像最初想象的那样深深爱上他……我们的心不能贴得很紧”，这段婚姻因此告终。谁能想到，两个星期的邂逅，竟成了戴爱莲一生解不开的忧愁，“我的悲剧也就在于此：我很想忘了他，但却总也忘不了！”

    她更足够温柔。戴爱莲北京家中，一直摆着威利为她雕的头像（复制品，原件收藏于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）。1994年，威利中风，此时威利的妻子已经去世，在威利本人和儿子的请求下，戴爱莲公开和他相处，照顾他的生活。1995年，威利去世，其子对戴爱莲说：“你们有个开始，也有个结束。”更不用提1973年，戴爱莲刚从干校被“解放”不久，她回广东新会寻祖，看家乡落后，她不顾自己生活困顿，把国家刚补发给她的8年3000元工资全部捐出，当地怕政治上惹麻烦不敢要，戴爱莲万分神伤，数次在学生面前泪流满面，“他们为什么不肯收我的钱呢？这可是干净的钱，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我补发的钱呵！”倘无一颗至真至柔的心，怎能有如此痛彻心扉的长叹？

    《木兰辞》名句无算，但最打动人的，可知是哪几句？

    “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阁床，脱我战时袍，著我旧时裳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”

    哪怕有过“从此替爷征”的决然，哪怕有过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”的壮烈，回家的一刻，依然要在女儿的世界里，扮上我身为女子的模样，从此再无铁血功名，只做爷娘的花木兰。

    不怕女子英气逼人，最怕英气逼人的女子眉间有忧伤，心间存温柔。这样的女子，眉头一蹙，眼神一瞥，就足以倾倒众生。

    昆德拉说：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。”像戴爱莲这样的女性，在沉重之外，又留下一抹轻盈，婀娜多姿之间，已舞出人生百味。